2010年7月1日起实施的《俄罗斯法院信息公开法》 正是在《俄罗斯信息公开法》实施7个月后、为进一步在法院领域推动政府信息公开而颁布实施的。
[14]纳粹德国这一庞然怪兽（ Behemoth）的出现，就与这种科学主义、基础主义的真理之治密切相关。概言之，法律本质的社会性、人文性决定了法律方法科学主义不可行性。
[15] 再次，科学主义易使法律发展的中心建立在知识本体论的基础上而忽视社会伦理和价值观建设。[8][美]弗里德里希·沃特金斯：《西方政治传统现代自由主义发展研究》，黄辉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它力图用同样的思想工具处理这两类问题。依据真理，而不是依据同意，论证政治统治的合法性。法律并不是神化立法者赐给人类的完美礼物，而是一般人经验积累进化而成的东西。
事实上，人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对科学主义而言的。[22]前注[20]，[德]卡尔·拉伦茨书，第73页。从2012年至今，党的十八大乃至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新的战略部署，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
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从1997年到2011年，以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为标志，实现了从法制到法治的第二次飞跃。法治中国的建设具有明确而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这是中国法治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前苏联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特质。其二，在立法程序上，既要进一步完善代议民主、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又要尽可能扩大立法的公众参与。
四、修改立法法，进一步划清中央与地方、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立法权限，为科学立法提供制度保障。最后，国务院先后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奋斗目标和实施办法，着力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科学决策，严格执法，政务公开，监督问责，打造责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这是最早使用以法治国的重要文献。科学立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一般要求是：一、力求使法律规范符合客观实际，符合改革发展的客观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坚持三个共同推进和三个一体建设，最终实现法治中国的梦想。主要著作有《法经济学范式》、《全球化背景下的东亚共通法治：理论与实践》、《法律与经济推理：寻找中国问题的解决》等。
可以说尽享后发优势，创造了中国奇迹。需要指出的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战略方针后，法学界随之掀起了法制和法治大讨论。其次，东亚区域各国的（法治）现代化普遍存在公权力为主导的路径依赖特征，四小龙、四小虎等的政治运行模式大多都奉行新权威主义，强调政府在现代化进程中扮演主角，其策略内涵是在政治上保持权力高度集中，通过强制性的政治整合维持秩序和稳定，同时发挥现代自由经济和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其次，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进行了一系列相关立法和法律清理工作，诸如1999年创制的新合同法结束了原来三足鼎立的局面，2001年全面修订了著作权法、商标法和专利权法等，比照国际通行规则推进我国法制改革，取得很好的效果。
新中国成立65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10年底，形成了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意志，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关键词】 依法治国 法治中国 治理现代化 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法治发展同经济社会领域一样，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从1978年到1996年，治国理念完成了向法制的转变，初步实现了社会治理的法律化和制度化。进一步处理好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中央立法机关与地方立法的关系，切实维护法制统一和尊严。
推进民主立法，就要坚持把民主立法的过程作为推动治理体系改革创新的过程，坚持把立法的过程作为统一思想、寻找并凝聚共识的过程。台湾地区施行的法律传统上受到德国日本法的影响，二战之后则受美国法影响甚深。当然，在看到我国现有混合型法律文化优点的同时，还需注意到，上述法律文化并非内在融贯、并行不悖，其间一定有许多不相适应和彼此冲突之处。它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已经拥有了严谨的、科学的、系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有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从而破除了西方在法治理念上的话语霸权。法律文化泛指一定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全部法律活动的产物和结晶，也可以仅限于法律观念、意识或心理的领域。规范授权立法，增加有地方立法权的较大的市数量，最终将立法权放开至全国所有地级市。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进一步坚持人民权利本位，在发挥人大立法主导作用的同时，通过座谈、听证、评估、民意调查、聘请立法顾问、公民旁听法案审议、公布法律草案等拓展公民有序参与立法途径、形式和程序，健全公众意见表达机制和听取、采纳公众意见情况说明制度，使立法更加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保证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得到充分表达，合理的诉求、合法的利益得到充分体现。
同位法之间不得相互抵触。这在学理上可以被概括为法治改革相对论，以下兹分述之。
这正是一百多年来仁人志士不懈努力，追求民主法治理想，实现中国腾飞梦想的伟大成就。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
法治中国建设的模式特征 当前，法治中国的核心内涵与模式特征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研讨的热门话题。它表明改革进程不是断裂、解构或者漫无目标的，而是有领导、有规划、建设性的。改革法案审议制度、代表会议制度、会议议程制度，健全立法专家咨询制度，发挥立法工作机构作用，建立和完善公众意见汇集和反馈机制等。改革开放中，尽管不断向地方放权让利、向企业和社会组织简政放权，但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对经济体制改革和法治改革的坚强领导，确保了中国社会朝着快速现代化、法制化方向迈进。
按照官方的说法：我国的法治和依法治国，是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文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下位法不得抵触上位法，其他规范性文件不得抵触法律、法规、规章。
倡导公正权威价值的司法制度渐趋完善。民主立法在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一般要求是：其一，在立法目的上，坚持公民权利本位，以体现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为价值取向。
香港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法制是从英国留传下来的普通法法制，其在殖民时期又有独特的法律发展。我们过去三十多年的一个成功经验是，在法律观念和文化方面，没有像清朝末年和文革时期那样固步自封，而是对这些法律文化采取了一分为二、兼容并包的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面向世界，又立足中国，既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又继承优秀历史传统，适应现代化要求的、不断发展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毫无疑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承上启下，是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五大之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史上的第三次重大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对未来十年乃至更长一段时间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转协调的社会主义法治运行体系，实现良法善治起到战略引领作用。六、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法制需求，大力推进立法程序和立法机制创新，必要时采用集成式打包立法方式，除宪法修改外，通过一个集成的修法决定，将需要修改的若干法律一揽子修改。理性设计或有计划的建构型法治。这一历程鲜明体现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模式特征，展现了亮点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形。
法律文化与现行法、法律实践、法律意识等法律现实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宏观政治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协商民主截然不同于西方，且具有独特的优势。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扮演了核心角色，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体制，使得各种改革措施易推行，比较少地受到传统价值观念、社会多元力量、现实复杂利益的牵绊钳制，能够快速实现改革目标，及时获取改革成果。廉洁政府和依法行政观念深入人心。
我们走的是一条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法治发展道路。作为一个复合法域国家，四个不同地区的法律制度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彼此间日益紧密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联系必将进一步加剧这种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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